“好色而不淫”漫解
孔子曰：吾未见好德如好色也，食色性也，好色而不淫。
刘勰《文心雕龙》：小雅怨悱而不怒，国风好色而不淫。
在今人看来，孔子所说的“好色而不淫”大约该算是先秦时代的一个荤段子了，其实不然，这句话本说的是君子喜好美好的形式这是正常的，但不能过度。孔子评《关雎》，即是“乐而不淫， 哀而不伤”。《毛诗序》根据孔子这句评语进一步阐释为：“是以《关雎》乐得淑女，以配君子，忧在进贤，不淫其色；哀窈窕，思贤才，而无伤善之心焉，是《关雎》之义也。”淫，在这个时期，是作过度、过分来讲的。孔子讲“过犹不及”，向往“中和”之美，讲君子人格之美，也应是内心修养和仪表的完美配合，也就是“质”与“文”相符称，配合得相当好的样子，即“文质彬彬”。这与“好色而不淫”，在思路上是一致的。
“好色而不淫”这一思路运用到文艺上，即是与“节制”有关，与“含蓄”有关。相应的，既造成了儒家文艺思想中的以礼仪制约文艺个性的面貌，也是造成中国文艺重含蓄重节制的原因之一。
文艺是发于情志的，必然会带有个性特征，也可以说它是“好于色”的，然而，儒家对文艺的规定是不允许张扬个性的，所以它要求于文艺是“不淫”的，因而，《毛诗序》在论“变风”的创作时，提出了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这一思想规范：“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”什么是“变风”？《毛诗序》说“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变雅作矣。”“变风变雅”就是“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”的诗，这种诗的创作是社会历史变化的结果。“变风”的创作具有其合理性，因为它是发乎情之作，合符诗歌“吟咏情性”的本质，但是，它又被规定为需“止乎礼义”，就是必须以“礼义为规范”，只能在礼义道德的范围内进行，不能超越封建道德思想的规定。也就是说，诗歌必须起到“经夫妇、成孝敬、厚人伦、美教化、移风俗”的作用，必须遵循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义”的原则。
与这种对文艺进行思想规范相适应，《毛诗序》还提出了对诗歌形式的规范：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。”“主文”就是注重文采，讲究形式，“谲谏”就是“刺上”的方式应委婉含蓄，不可直露急切。主张用文采优美，委婉曲折的诗对统治者进行讽谏，因为这种方式更容易为统治者所接受，这显然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立言。
孔子曾说，诗可以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对于“怨”，孔安国、郑玄皆注为“刺上政”，朱熹把它注为“怨而不怒”。“怨而不怒”，在现实人事中常用来譬之以怨妇，怨妇可怨，但不宜愤怒。与所谓君子“好色而不淫”，本质上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你可以抒发情性，既便是怨的情性，但不可过度，不能过份，如果过度过份了，就不具有“温柔敦厚”之质，不堪为君子，其文艺也不具有“中和”之美，自然也不会是什么好作品。所以这“怨而不怒”、这“好色而不淫”，都是对人本性的压抑，同样也是儒家文艺对张扬个性的文艺所设下的雷区。
但也不可否认，对于创作情绪以及创作形式的节制，也会促成一种和谐的、平衡的美。这就是“中和”之美。“中和”之美自然不是唯一的美，在本人的观念里，不平衡，不和谐，也有它的美所在。但“中和”之美，在中国古典文艺中是作为最重要的艺术衡量标准而存在的。由“中和”而至于“节制”，就象前人形容杜甫诗如节制之师一样，再至于“含蓄”，这也是有着承继的关系的。
当然，“含蓄美”的理论源头绝不仅仅止于“好色而不淫”或“怨而不怒”、“发乎情，止乎礼仪”，道家思想，禅家理念对它的形成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。如果不撇开儒家文艺理论的伦理政治意义，“好色而不淫”，对于文艺来说，也是双刃剑，一面，它扼制着创作个性的发挥与张扬，另一面，它又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古典文艺的含蓄美
